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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
2022-01-17 作者:唐立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5日 10版)

  演讲人:昝 涛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燕南园 演讲时间:2021年10月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问题等。著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今天讲座主题涉及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热烈讨论了许久的题目,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大家已经在讨论学科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跟其他研究机构或智库进行的“区域研究”有所不同的是,高校在其属性上主要是“学科本位”的,而放眼世界来看,传统区域研究的特点之一恰恰是“非学科性”。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在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和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通过本次讲座,尝试在假设的基础上,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虽然涉及因素较多,但侧面反映出的一个客观情况,就是知识界在应对涉外的现实需求方面,智识供给能力尚有不足,这在深层意义上也反映出我国对外研究总体上还不够充实的状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跟繁盛的本国研究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或对外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状态,应该是一个普遍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状态,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大规模发展这类研究。涉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跟一国之综合国力、国家定位/地位等现实和历史因素是紧密相关的。根据已有的对社会科学史的研究,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科学领域之内,大多数学者也是长期缺乏对涉外研究的学术兴趣的,这是大学内坚持“学科本位”的主流社会科学的普遍特点。对大学来说,区域研究往往是从属性的,一定意义上属于从本国研究出发的学术范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之下,区域研究主要被用来验证由本国经验提出的理论和范式。

  不过,对中国来说,这种判断却几乎是不适应现实需求的,因为它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本国研究因为种种原因,还不能直接延伸影响到本国的区域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既不是本国研究,也和目前高校已有的经济学领域“区域研究”有较大差别,很难有直接经验可以提供借鉴。此外,国内学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就是长期以来在主流学术传统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语言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外研究或海外知识的系统性、充分性积累尚显不足,这也导致推动区域研究时缺乏更多动力。而且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以上种种,导致国内学界在进行对外研究时可以直接调用的历史和现实资源相对而言不够充分。并且,与这些不充分的因素对应的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全方位发展速度之快,又大大超过了以往相关知识和理论发展的速度。

  既然观察可知,在国内外大学里,区域研究都是传统学科学人并不热衷的领域,而且还有客观上必须直面的一些具体困难,那么如今看起来并不冷寂的甚至还有些热烈的涉外区域研究,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呢?我以为,这更多出于现实的需要。这些现实需求,既有商业性质的,比如企业的海外商务拓展,也有服务于国家的对外策略或战略咨询等。从历史上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研究,就是在来自政府或企业基金会的资本及现实需求推动之下,获得巨大发展的。而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同样是有赖于大企业的跨国需求以及资助,日本的中东区域研究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些都是现实需求促进一国特别是其高校的区域研究发展的明证。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内要继续推动发展区域研究,无论是在非学科的、还是在学科的意义上,应该是都需要来自高校之外的某些现实需求的推动及助力。这是我们讨论高校区域研究发展可能性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前提。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和它的“远亲”

  虽然历史的经验表明,区域研究的发展最终推动了高校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实际是让高校的整体学科建设受益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从主动性来说,高校的主流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实际是缺乏主动发展区域研究的意愿的,这种缺乏来自前述所谓大学的学科本位属性问题。但是在某些时候,高校还是会愿意支持区域国别研究,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入某个阶段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与兴趣会迅速增多,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产品会成为对高校的特定要求。高校出于吸收更多社会资源和推动自身学科建设的角度,也愿意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这就形成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现状:虽然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区域国别研究天然是非学科属性的,但是在依靠某些外力助推或特定需求时,它又能在高校内得到发展。

  这就导致,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区域国别研究在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学科归属尚不清晰;其次是来自传统大学/学问定位的挑战,以往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经常被视为一种过于关注现实的知识生产,是一种与大学内部传统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所追求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不太一致的事物。

  而且,大学内部除了传统的大学科,并非只有直接服务于现实需求的区域研究,大学还拥有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区域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东方学”。顾名思义,“东方学”是关于东方的学问,源头也是在西方,就其传统来说,主要是语文学(philology)。不过,由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对东方学(Orientalism,其实是东方主义)的批判影响力较大,加之他所关注的“东方主义”被很多人等同于东方学,这就造成了对东方学的简单化理解,好像“东方学”历史上是直接服务于殖民—帝国主义的物质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学术或学说。实际上,萨义德所批判的那部分,并不是研究古代东方的语文学,就像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图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所言,如果没有语文学的那种科学的东方学学术,很多古代文献我们可能至今还无法准确阅读,遑论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学里的“东方学”中也有并不太直接服务于现实的部分,比如像语文学、历史学等较为纯学术的、科学的部分。而这部分在广义上也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研究部分。观察目前的国内高校,这些与东方学类似的内容虽然不如传统的西方的东方学那么发达,但仍散落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及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之中。

  再者,从西方大学的区域研究发展史来看,除了我们提到的关于服务于国家或资本的现实利益与需求的知识,除了语文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科学的“东方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衍生自大学传统的智识主义的批判精神。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只服务于现实,也批判现实。这种批判性,不只是指向现实政策,也指向智识活动本身。通过这种批判,我们或可摆脱既有框架的束缚和偏见,从而更好地理解区域与文明。此外,这种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区域研究在大学智识生活中的某种“合道性”(legitimacy),这可能也是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独特方面。

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借鉴

  下面,我举例来解释一下大学之内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可能起到的作用。

  阿里克谢·维克(Alexis Wick)是一位80后青年学者,他201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现在任职于土耳其考赤大学。维克在2016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一本书,叫《红海:寻找失落的空间》(The Red Sea:in Search of Lost Space),这一研究呈现出一种很有趣的进路,作为区域研究的一个例子,它表现出了明显的批判性。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都是根据史料,分析并解读一个史实意义上的问题。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那个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维克关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地区”研究,却是从“无”开始的——维克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土耳其来说,如此熟悉的红海地区,作为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曾经长期控制的“内海”,它在历史上却没有作为一个区域研究意义上的对象而存在过?为什么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红海区域/地区”的研究分类存在?为什么在以往的区域研究中也没有人提出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区域史”?而更晚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料中出现的“红海”这样一个区域划分,是从外部特别是西方借用来的。

  维克的这个关于“无”的问题很清楚:他不是研究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红海“战略”,或者是红海地区发生过什么历史大事。在这本200多页的英文书里,作者以很大篇幅讨论了一些看似边缘的问题,比如,近代的历史学、地理学,这些长期被视为客观的、科学的“学科”,是怎么出现的?这些学科在历史上与殖民主义、欧洲帝国的关系是什么?

  为了研究区域研究“为什么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区域史,作者还讨论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史。按照维克的描述,大概在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红海区域”这个概念,只有苏伊士海、库勒祖姆海、麦加海、希贾兹海、吉达海、也门海这样的划分。看得出来,这些名称是跟当时红海周边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总体上的红海区域概念。

  在讨论“为什么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红海区域的研究这个问题时,维克探讨了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史学史及其预设。首先,因为红海是到了现代才被认为是“海洋”,而海洋文明属性可以视为历史上的欧洲的尤其是现代性的专属。其次,欧洲人的长期观念之一是,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的专有属性是陆地的,欧洲人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哲学主要是确保一些核心地区或部门的供应,比如说首都、军队、国家官僚体系等,所以,那些被认为和海洋有关的、具有明显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被默认为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没关系;再次,这与红海这个地方的位置有关,红海正好处在欧洲地理学的两个区域的分界线上,即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的分界线,所以,长期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独立的、整体的红海区域观。维克指出,另外一个因素是在现代红海也没有成为某一个民族国家所专有的区域,因此,红海不可能单独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档案里。基于上述原因,维克解释,在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中,红海区域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这本书中维克采用了一篇史料,是1777年的10页左右的原始资料。这个资料是记录国家管理者日常处理事务的,说的是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让埃及的总督去购买比较便宜的船,用途是确保相关区域的粮食日常供应。为什么苏丹要特别强调买相对比较便宜的船?因为当时第五次俄土战争刚打完不久,奥斯曼帝国财政困难,所以这份资料特别关注船的价格要公道。

  我认为,维克的这一研究对今天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不管是研究过去还是关注现在,我们还是倾向于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用处”,比如,是为了某某战略、出于某种利益考虑等。但维克的这个研究,显然没有聚焦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如何“经略”红海,我认为,那种思路实际是麦金德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理念出现后欧洲殖民主义出于“帝国之眼”的关切。而维克的目的似乎相反,他通过讨论为什么之前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红海的区域研究,来寻求所谓客观的近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本质。通过解读那篇简短的奥斯曼帝国文本,维克认为,即便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长期没有关于红海区域的整体性观念,但是,奥斯曼帝国对这个“区域”一直是有其自身出发的关切,即在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里,对红海这个“区域”,并不是后来欧洲人“区域研究”理解的那种帝国中央如何控制或经略某个地方的问题或思路,而是一系列其他关系的叠加。维克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红海区域历史出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和学科进行批判,我以为这是批判性区域研究中一个不错的案例。

  区域研究虽然是近代学术范畴的内容,但是在古代也可以找到某些有益的参考。

  比如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历史上也曾有类似于区域研究的传统,这其中2000多年前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载和描述,或许算是开创了某种“范式”。《史记·匈奴列传》所建构的阐述方式,成为之后其他古代历史著作记载北方民族乃至亚洲内陆古代诸国的范例。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观点,这个“范式”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在民族志历史的意义上搞清楚北方游牧民族的实际情况;二是以理性化的方式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范畴,从而使其被置于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控制的知识谱系之下。在关于匈奴人的描述方面,司马迁的首要目的是做客观的“研究”,从《匈奴列传》在《史记》篇目中的顺序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主要还是基于记事的“方便”。

  这里我再介绍一个例子,这就是现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土耳其的关注与研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在这之前更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被称为“欧洲病夫”。在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和交往的情况下,土耳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意义何在?应该说,它是众多“镜子”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镜子”,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寻找不同的“镜子”,俄国、波兰、日本都是,土耳其也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当时中国与土耳其的近现代命运有相似之处,而土耳其的自强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一度也比当时的中国相对更早、更成功。

  大致上从康有为开始,有很多中国人致力于探讨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康有为看到的是奥斯曼帝国从强大走向贫弱的教训。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一战后凯末尔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与现代化改革的成效,则吸引了当时一些中国人的目光。20世纪20至30年代,《新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史》以及《现代土耳其政治》等相关书籍次第出版。1927年12月,梁启超鸿雁传书于梁思成、林徽因,建议他们回国途中能去一趟土耳其,到土耳其考察并代购关于土耳其的书籍。

  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先后提出“新化”“欧化”“西化”等主张,到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知识界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口号。1931年7月,《申报月刊》出了一期“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

  当时的中国人对土耳其的兴趣,主要是出于寻找中国自身出路的需要,当时的土耳其相对而言进行民族独立运动和现代化改革较为成功,因此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榜样”。例如《新土耳其》一书就说:“可是到了这几年来,近东方面的那位兄弟力自振奋,竟能霍然病已;最惭愧的只是僭称哥哥的我们,一向依然故我!纵未获以身作则,宁不能见贤思齐?我中国的志士仁人,其将何以善自处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人除了希望以土耳其的独立与变革成就来激励和唤醒中国民众的愿望之外,还有一种别样的世界意识。虽然当年学人对土耳其的研究,很少能够达到利用一手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之目的。但从当时中国自身情景出发的问题意识,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土耳其的观察,既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也不是今日的纯学院派研究,从而为后世相关研究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比如其中的共情意识、平等视野等,如今亦有价值。改革开放后,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开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现代早期这样的思想传统。

“道德性”:能否成为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破题新法

  我以为,从以上他山之石和历史经验延伸开去,可能使区域国别研究拥有某种“道德性”。

  道德性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特征,人类对自己的言行不只有对利益的关切和考量,而且还有道德的考虑。人们推崇现代教育家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面提到的“大师”,显然是针对学术与学问来说的。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老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了解大学的上述特征,我们就不难体会,在高校里推动具有强烈现实关切的区域研究,是应该符合或至少要考虑到高校一般特点的;同时高校要服务国家与社会,必须要通过求真学问、求真理来实现,要甘于“板凳要坐十年冷”。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侧重对一些基础性或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一般的社会智库可能会面临很多应急性的问题,而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更侧重于类似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历史记忆、地缘战略等问题。在近年来关于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基础共识。很多专家提出,要重视语言、历史等基础学科的作用,要在人才培养中强化通识教育,要走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路子,要重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等。这些共识都鲜明地体现出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特色和底色,有利于避免一味进行短平快的操作,也值得未来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高度重视。

  而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进一步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国际传播力的建设,也离不开区域国别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区域国别研究”和西方更早实践过的“区域研究”之间实际存在着时空错位与差异性。认识到这一点,或可使我们在吸纳西方以往区域研究的历史成果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夹杂于其中的负面遗产。原来西方较早实践的区域研究,曾经在历史上服务于殖民—帝国主义,而对这一面的反思,也已经使得西方传统的区域研究在现有的国际学术体系中发生了某些转型,这些转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走向国际研究、跨国研究或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Transnat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另一个就是呈现出鲜明且内在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的特征。所以,如今我们在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时,如果赋予其过多服务于现实政策的色彩,就需要考虑到,在使用它时如何注意规避历史上西方区域研究附带的那些负面遗产(比如殖民视角)等。毕竟,中国从来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相反,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长期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天然地有着第三世界立场的共情,在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

  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未来的虚拟研究对象来继续分析:

  我们以往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为主。在未来,我国高校开展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或可在如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第一,更多采用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对8世纪中期以后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第三,从区域/国别研究、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目前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我国相关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我国软实力建设;第五,近些年源于欧美的一些与传统丝绸之路研究密切相关的新观点日益出现,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相关同主题的研究时需要关注这些新观点,并进行及时的探讨和回应。

  我以为,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既包括对策研究,更兼具基础研究的特点。而从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一般期待来看,大学的那种非功利性的道德性是同样重要的,因此,高校内的区域研究中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硬核”部分,应成为确保高校区域研究区别于一般智库同类工作的标志之一,它们是确保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底色乃至“道德性”的基石,也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研究时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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